中国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

邓伟志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庞大的阶层。对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应当重新评价，告别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地位时起时伏的历史，以及“几根毛”的说法。知识分子是历史的杠杆，是领导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与知识阶层之间的关系上，应当明确知识阶层是政府的依靠力量。但是，也不排斥分类研究知识阶层的“阶层病”，并且能够坚持用礼贤下士、循循善诱、包容多样的精神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政府应当为知识分子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知识界营造良好的氛围。在学术上、艺术上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双百”方针，推动知识界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不断创新，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知识分子；阶层病；服务论；批判精神

不论是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出现之前还是出现之后，人们对知识分子都是十分关注的。知识社会学诞生近百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是“学”中应有之题，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如今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跟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有共同点，更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值得重新作出评价。因此，本文的侧重点放在政府如何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服务上，简称服务论。

一、知识经济和知识分子

知识经济和知识分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把知识经济和知识分子两个定义的内涵和外延研究清楚了，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科学无国界，技术无止境，科学技术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科学技术是历史最有力的杠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相互渗透的共振作用越来越显著，使得全球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创新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引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兴起正在对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生活方式和教育事业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今天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走出依赖资源的模式。这就既使得经济增长离不开继续学习，也使得终身学习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溶于经济活动之中。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企业的发达和个人的发展，无不依赖于对知识的掌握和创造性的开拓与应用，知识的生产、学习、创新，正在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知识已成了时代发展的主流。“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隔山隔水的交流如同面对面。所有这些都要求提高文化程度，而远程教育、空中授课、跨国视频会议恰是提高全民文化程度的方式。不断提升文化程度日益成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和最普遍的活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可以明显看出：知识经济是以人才和知识等智力资源为资源配置第一要素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人类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参与到一定深度和广度，增加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历史上，种植和养殖技术的提升推动人类进入农业经济时代，蒸汽机和电气技术革命推动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如今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1996年联合国经合组织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199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97全球知识经济大会”。2019年11月，在厦门举办了“知识经济博览会暨国际创新教育论坛”，设置了知识经济五大创新展区，倡导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教育、文化和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并成为知识经济的先导。知识经济正在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好的机遇。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进一步消除贫困；有利于在新世纪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营造良好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中国跨世纪发展之路。

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当今最为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经济中农民是主力军，在工业经济中工人是主力军。那么，在知识经济中谁是主力军呢？不言自明，是知识分子。 

何谓知识分子？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出处，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是intelligentsia这个词，最早是于1844年由波兰学者李贝尔特（Karol Libelt）率先使用的。第二种说法，intelligentsia来自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沙皇俄国对反对自己的文人的称呼。第三种说法，Intellectual来自法国。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于是知识分子一说由此传播开来。除上述三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分析认为：英文里的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含义有不同之处，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此乃东欧和西欧的区别。

至于知识分子的内涵，不同的论者说法更加不一，不同的辞书对知识分子这一词条的释义大同中有小异，小同中有大异。

先从文化程度说起。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问题是人无不有文化，于是有的辞书讲知识分子是有“较多文化水平”的人，有的辞书讲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还有的讲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何谓“较多”“较高”？什么是“一定”？悬乎！小学六年制分初小、高小，高小就比初小的文化程度“较多、较高”。高小毕业能算知识分子吗？有人做了定量分析。文化不发达的国家确认“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为知识分子，文化发达的国家则确认“有大学毕业文凭”及同等学历者为知识分子，这就比较精确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达，如今多数倾向于认为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脑力劳动者为知识分子。

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大学毕业后不再从事文化工作，比如去当老板了，成天和成本、价格、储运、工资打交道，距离所学专业知识十万八千里，这样的人还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如果不算的话，那又有人提出：“我这个老板经营的是高新技术，有的技术是大学里学不到的，我怎么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因此，有人认为把这类老板视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比较合适。还有高文凭的官员，有人认为他们在为官期间也不宜被称为知识分子。因为官员是管理者。而知识分子是“指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知识文化成果，以知识文化的积累、传播、诠释、应用和创新为其生存方式的人”。这里的“生存方式”四字值得注意。换句话说，只能是以授课、实验、著书、知识产权为其主要收入，不能靠别的什么来谋生。如果还兼着做买卖赚大钱，那就有点变味、异化了。有人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

不过，对“积累、传播、诠释、应用、创造”十个字中的“创造 ”也曾有争论。目录学者、版本学者、文献学者“积累、传播”有功，“创造”不足，怎么看？有人认为他们是“知‘道’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但也有人认为他们博览群书，积累的知识有时远大于创造者，很了不起，应为道道地地的知识分子。接着又有人围绕“创造”提出，要有创造，必有逆向思维，必有价值批判，而要有逆向思维、价值批判，必须有独立人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要做到这一点，自然科学工作者容易，人文学者很难。尽管不同国家的民主指数、自由指数有差别，言论自由的难度不一样，可是无不有难度。变革自然，来自于人间的阻力相对小一些，而要指点社会，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时就特别大。如今不再有烧死布鲁诺、烤死维萨留斯那样的政教合一了，但是迫害人文学者的事在五大洲里仍然层出不穷。这就引出如何对知识分子下定义的问题。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且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并且认为他们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能深深地关怀着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公共利益，能够使这种关怀抛开个人利益，超越小集体之上。如鲁迅所称的“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1］的人群，也如毛泽东所说的敢于并善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群，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才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而要做到知行合一，对主观和客观都有高标准要求。

不过按通常的说法，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主要在科学研究、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单位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

还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的群体：首先，当然必须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或者实际上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其次，必须拥有某一方面的理论或比较系统的知识，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或学者；第三，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或职位，而应该关注整个社会，至少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领域；第四，必须具有批判精神。

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1）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2）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并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3）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4）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解答；（5）他们深信所处的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2］西欧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他们深信他们的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不同处境的学者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所述的特征、实质，见仁见智，五花八门，可是都能发人深省：知识经济与知识分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借用我国流行的“转型升级”一说来概括：经济的转型正在带来知识分子的升级。知识经济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天地，知识分子正在知识经济中大显身手，成为知识经济取之不尽的智库，以及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巨大力量。

二、变动中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人类在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以后，就站在了自然界的对立面，但同时仍生活在自然界的怀抱之中。人要保护自然、变革自然，需要知识，知识不足就要遭受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消说，需要习俗的约束、道德的约束，还有更重要的法律规范，这都要有知识。知识人人有，深浅不一样，于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知识分子群体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一样。

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看，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的道路是曲折的。无论是在西周王朝宗法奴隶制统治时期，还是之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大多逃不出君主的手心，直到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逐渐有所改观。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反独裁、反传统，知识界大声疾呼要请来“德、赛二先生”，在意识形态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是“德、赛二先生”只是探了探头，没能进到中国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3］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全是知识分子。他们所代表的50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能“先知”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先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团结、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说“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专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报做事”。［4］仅仅是在1938年5到8月，据西安办事处统计，经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就有2 288人，全年愈万。因此，办事处被赞为“红色桥梁七贤庄”。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4万多人。”他们为抗战作出很大贡献。单是范文澜、潘梓年、冼星海、丁玲、成仿吾、萧军等人到延安，就带动了一大批有知之士奔赴陕北。中共中央不仅团结、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注重吸收从外国来的知识分子，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巴苏华（又译为巴苏）等人。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开始就自豪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的指的是“手里拿枪的军队”，鲁总司令的则是指“文化的军队”。他接着说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20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不过是根“毛”，是依附在别的阶级皮上的几根毛。如今情况变了，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也进入了知识社会。知识分子数量与日俱增。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中国知识分子有38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10万人。［5］现在，仅2020年这一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多达874万人，中国现有知识分子超过1.3亿。知识分子与总人口比例是1∶13，不再是几根“毛”了。如果按中国有9亿劳动人口计算，那么当今中国的“知劳比”就是1∶9。知识分子已形成庞大的利益群体，在中国举足轻重。

请看层出不穷的知识分子社团，就能明白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了。从大处说，自然科学界有全国性的科技协会，文化艺术界有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社会科学界各地有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各地还有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分子联谊会。在全国政协的34个界别中，一半以上为名正言顺的知识分子界别，在其余的界别中，如名列前茅的中共界别，如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等等界别里，都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参政议政，他们用提案来表达知识分子的利益需求和先进思想。知识分子在中国早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呼风唤雨的阶层。在2020年初的防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几位“吹哨人”就是知识分子，力主向社会及时通报准确信息的也是知识分子，把重病患者医好出院的还是知识分子。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科技创新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过去任何时代难以比拟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将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说“科教兴国”，毫无疑问，人是第一要素。科教兴国就是靠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兴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加速我国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动力中的出大力者是知识分子，因此，国家将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参与竞争的主力是谁？依然是知识分子。当今的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着重大社会责任，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作为美好精神产品的重要创作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是一支骨干力量。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有理论素养，有先见之明，有开明的理念，有能力参与决策的研究、论证、制定和执行，在实现决策科学化方面做出贡献。总之，能否充分认识和重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盛衰。

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阶层的变化，坚持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一定会牢记使命，代表占人口比例很大的知识分子的利益。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都讲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8年邓小平又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言而喻，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的组成部分。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初心要求我们要为占人口比例很大的知识分子谋利益，并且要从路线上、制度上为知识分子服务。实现初心与当今之心是一致的，甚至要加一个“更”字。知识分子队伍将永远是民族的脊梁，社会的精英，人类的先锋队，直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全部消失，直到成年人全都是有知识的人才，都是脊梁，都是精英，都是先锋时，才不是先锋。

三、知识分子的分类

对知识分子要尊重，要一视同仁，但是也必须强调针对性，因类制宜、因人成事，才能收到实效。而要因类制宜，因人成事，就必须了解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把同一知识分子阶层细化为若干类别。

关于知识分子的分类说难也很难，说不难也不难。按知识水平高低划分，有高知和低知两类；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有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以及文学艺术界三大类；过去，有人按与官方关系分为官员型、师爷型、帮闲型三类；过去有人按脾气、性格，分为迂腐型、批评型、流亡型、保守型四类；还有人从知识分子的所谓阶级属性上，一度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三类；当代中国按党派划分，有党内知识分子、党外知识分子两大类，细分有加入中共为党内，加入民主党派以及不加入任何党派的为党外。但是真正按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来划分，那就复杂了，争论也就更大了。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提出，从文化层次上可以把知识分子自下而上地分为四类：（1）非文化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大学学历，但不从事文化（包括科技）工作，而在机关部门从事管理和事务性工作。他们遵循的是组织机器的逻辑：目标是上面定的，无权力怀疑，只需寻找手段，需要的是一种实用态度。（2）传授与应用型知识分子：教师、工程师、临床医生等。（3）创造型知识分子：思想家、科学家、学者、艺术家、作家等对新知识、新思想作出一定贡献的人。（4）批判型知识分子：基本特征是不把眼光局限在某一专业学科上，对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价值观念以及关于自然、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深切关注;对现状持批判态度;这种关注的热忱和批判态度是建立在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之上的。［6］

台湾学者许卓云按照北宋张载说过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者，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第二类是“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为一般人寻求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第三类是“为往圣继绝学”者，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第四类是“为万世开太平”者，属于理念的维度。这种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并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得更好。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

还有一位学人把知识分子分为16类。由于他的分类好像缺乏尺度，请允许为学者讳，姑且在这里只把他的16类罗列于后：盲从型、敷衍型、被动型、自卑型、小丑型、表白型、无赖型、恶棍型、变色型、乖角型、班头型、总管型、至高型、马后炮型、共患难型、英雄型。

意大利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依据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点把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所谓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指他们的一切思想或言论多少是为某一个相对固定的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着保守的思想方法。而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们同赋予他们利益的阶层息息相关，与他们见解相近的阶级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中介，拥有一定特殊世界观和有意识的道德观。葛兰西还主张让有机的知识分子去改造和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诠释葛兰西的划分，并不完全合乎葛兰西的本意。

曾来中国讲学的意大利哲学家艾柯按照知识分子生产产品的属性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灾告型（apocalyptic）知识分子与整合型（integrate）知识分子。艾柯认为：灾告型知识分子最有可能是悲观主义者，相反，整合型知识分子则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也许两者都可能），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异议分子。似乎可以把艾柯的“灾告型”译为或理解为是“预言型”“遥言型”，是“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未必是什么悲观，很可能是居安思危，是“把坏话说在前头”，敲警钟的人。

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理论家萨伊德（又译为萨义德、赛义德），把知识分子分为享有特权的和不享有特权的两派。有人把这两派译为圈内的和圈外的两派。从政治态度上讲，还有人又把前者译成“诺诺派”，把后者译为“谔谔派”。诺诺派是权力结构中的一员，是技术型知识分子，是被国家机器所吸收的技术官僚，身不由己，飞黄腾达，对上永无不同意见。萨伊德认为，谔谔派主要是流亡在其祖国之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无特权，无荣耀，能够从传统、世俗与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表与社会主流不合的言论，卓然特立。萨伊德本人认为对人应尊敬而不敬畏。

跟萨伊德观点相差无几的分类，还有一种叫“公知”的，全称公共知识分子。精确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富裕而又有教养的读者而写作的。［7］在中国正式使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始于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不仅使用，而且还在《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上特别策划公布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包括的界别不仅有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界，还有以科学家，传媒人、时评家、公众人物等身份出现的，其中有7位已故人士。发布后有人赞成，认为：“公知”呼吁改革政治体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撰写了许多回忆录、访谈录和专著，介绍亲历亲为的历史过程，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揭示历史真相，帮助人们通过历史事实，重新认识社会。他们针对施政得失、体制痼疾、社会积弊和民生疾苦，提出许多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和建言，为维护失地、拆迁的农民和市民的权利依法抗争，为深受权力的刁难和垄断的排挤而挣扎的企业家仗义执言，为备受歧视的农民工讨还公道，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履践者，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指导者，启蒙运动的推动者、实行者。他们放眼天下，胸怀全局，忧国忧民，志在未来，在现阶段的改革大潮里，他们扮演着引领者和宣导者的角色，成为在专制主义、拜金主义和奴隶主义混成的政治雾霾笼罩下的清醒而理智的思想者和呐喊者。这一切使他们不同于明哲保身的普通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公知”说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有人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也有人说，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不赞成“公知”说的人认为，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寄生在民主身上的寄生虫，喝着民主的血，把民主当商品论斤贱卖”。还有的教授撰文指出，现在所谓“公知”的基本习性有点像苍蝇，他们的路线在于整天围着或挖掘中国垃圾堆里的事。还有一些文章指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上述不同学者的分类是有分歧的，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只要我们择善而从，不善则不从，对知识分子坚持区别对待，因境而异，就可以收到异曲同工之妙，唱出嘹亮的异口同音的大合唱。

四、如何为知识分子服务？

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意义。国家机关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公仆，这一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初衷。只要国家存在，国家机关的社会公仆地位就不应当改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在纪念《法兰西内战》发表20周年时所写的导言中都强调过。恩格斯说：“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宰。”［8］今天我们在处理政府与知识分子关系时，必须坚持公仆的服务意识不动摇。具体说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礼贤下士

尊重知识就要尊重知识的载体。见贤思齐，现在许多国家都有先贤寺，这是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我们中国，先贤寺、先贤县尤其多。上海有奉贤县（现已改称奉贤区），是敬奉来过这里的孔子弟子言偃的；江西有进贤县，县里有栖贤山，是敬奉居住于此的唐代先贤戴叔伦的。在贤人离世后敬奉贤人，在贤人在世时更应当对贤人以礼相待，更应当广开进贤之路，充分发挥贤人的作用。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回讲：“礼贤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风。”其实，贤人岂止是能够“拯溺救危”，贤人也能够推动欣欣向荣的社会更上一层、百层楼。

不用遮掩，我们曾有对知识分子无礼的短暂历史。沿用“九儒十丐”之说，骂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大讲“知识无用论”，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导致一大批文化名人自杀。历史学家吴晗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受胡适赏识，40年代受毛泽东好评，1965年冬开始挨斗，1969年惨死。老报人邓拓才华横溢，1944年仅用半年时间在晋察冀编出五卷本《毛泽东选集》，为国内最早版本。可是1966年被打成反党、反毛的“三家村”第一成员。《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两天，邓拓自杀。接着，仅半年时间，以跳楼、投河、卧轨、吃药等方式自杀的大知识分子接二连三。1968年，仅仅是中科院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自杀。自杀占知识分子的比例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遭受肉体的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中国诸多部门的文化科学事业“关门‘大吉’”。无知无畏的人到处横行霸道。1948年，中共中央把从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京定都比做“进京赶考”。进京后，很多方面考高分，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考及格。革命党时从谏如流，有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可是成为执政党后，听不得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铸成大错。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再一次提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9］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声音响彻云霄的年代，这句话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科学的春天里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在科学的论坛上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形式主义膨胀，知识分子的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现象。透过几十年来人们见面的称呼，便可以看出事物的本质。20世纪70年代见了不认识的人称“师傅”，1978年后见面称“老师”，90年代见面称“老板”，现在见面称“领导”。什么人吃香，就喊什么称呼，以示尊重。很明显，今天能够像齐桓公那样求贤若渴的人少了。齐桓公在得知小臣稷是个贤士以后，一天接连三次前去求见小臣稷，均遭小臣稷托故不见。有人劝他“算了吧！不用见了”，可是齐桓公坚持不走，又继续求见了两次，直到第五次才得以拜见到小臣稷（《吕氏春秋·下贤》），“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这是我们应当永远继承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晚周典籍《国语·晋语八》有言：“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古人认为最上等的医生是为国除患祛弊的，其次才是疗疾、医人。知识是力量，是文明，对待“医国型”知识分子热情的高度是国家兴旺的标志。“尚贤者，政之本也。”前人对一字之师都一拜再拜，今天我们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对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尊重，再尊重。

（二）循循善诱

人无完人，知识分子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阶层。任何职业都有职业病，阶层也无不有与阶层特性相关的“阶层病”。从前面介绍的几种分类中便能看出知识分子的阶层病。很多知识分子身上有短板。但是人们不可用知识分子的短处来否定知识分子的长处，也不可用知识分子的长处来否定知识分子的短处，不可捧上天，不可打翻在地。谁都知道，有独到见解才能成为知识分子，可是一不留意，独到见解会转化为独断、专断；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应有自信，不过略微延长一点，超过了临界点，自信会演化成自负、自大。作为政府的公务员应对知识分子的独断和自负的“阶层病”予以理解，并帮助他们纠正。

对此，齐桓公看得很透彻。在有人劝齐桓公不要再等候小臣稷时，齐桓公说：贤士傲视爵禄富贵，才变得轻视君主，如果其君主傲视霸主也就会轻视贤士。纵有贤士傲视爵禄，我哪里又敢傲视霸主呢？是的，对有傲视弊病的知识分子要有“容才的雅量”，［10］应以谦虚待之，感之，不宜以傲视、训斥、体罚对之。

孔子曾说过“智者不惑”。知识分子最大的优点是不随波逐流，但这也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波涛”边上。在波浪滔天时，知识分子也很难都做到逆流而上，难免会有人“随波逐流”而去。前面点赞过吴晗，毋庸讳言，在社会“左”得出奇时，吴晗也“左”得够呛。1957年，他无端地批斗过爱国人士罗隆基等人。还有被认为“右”的胡风，在“左”风刮到十级以上时，胡风也“左”得要命。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在不怕牺牲方面远不如工农兵。20世纪90年代，写牛棚生活名作的大教授，其实他也在牛棚里揭批过别人，只是不太厉害罢了。被称为“党内一支笔”的人也有软弱性，在1976年批邓时他舞文弄墨写书面材料上纲上线，揭发邓小平。像“党内一支笔”这么软弱的笔杆子虽是个别，是极端，但是有极端必有“近极端”。有位专家，“文革”中把他的搭档对他的热情照顾揭发成“腐蚀”“拉拢”。他的搭档听了特别寒心，说：别人或因受过我的批评，来斗我，还说得过去。他把我对他的关心说成“腐蚀”，我接受不了。上海有位被迫揭批冶金专家周仁的专家，后来觉得良心实在说不过去，夫妻双双服毒自杀。中科院上海分院在“文革”中揭批所谓“梅花党”，搞什么“两线一会”，在造反派搞“逼供信”时，很多专家是一“逼”就“供”，你供我，我供你，结果专家全部被打倒，英模彭加木也被诬为梅花党。都是梅花党了，没得供了，就供出工宣队也是梅花党。否极泰来，物极必反，这才使后来的工宣队清醒：梅花党本是无中生有。逼者有大罪，供者难道没有小错吗？犯大罪的逼者未必都是知识分子，犯小错的供者中不能说没有知识分子。供者先供合不来的，后供亲朋好友，再供“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水平高不等于道德水平高。专家能像党内知识分子方志敏那样坚决不供，逼者也不至于把“扩大化”扩大到无边无际。知识分子也有个加强团结的问题。团结是阶层巩固发展的要素。很多批文人的斗争，看似上面下来的，实际是文人先打小报告，再引来上面大动干戈。如批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中南海在接到批周谷城的举报信时还没看到周谷城的文章。事情是复杂的、曲折的，不是“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其中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元素在发酵。所以需要强调“教育者先受教育”。前面提到“学而优则仕”，这里还要加一个“士而优则更加要学”。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11］这也符合知识分子群体的情况，但是也要看到“左、中、右”是动态的，关键在于会不会教育。高明的教育者能把鬼变成人，不高明的教育者能把人变成鬼。犯罪率、自杀率、忧郁症发病过高时，别忘了从上层、体制、教育者身上找原因。

教育，对饱学之士的教育，一定要坚持和风细雨，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分寸适当，千万不要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出言不逊，万万不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有时也不妨设身处地地用政治教官自己改正错误的经验来说服知识分子，以心换心，将心比心，从而温暖人心。领导人要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既润物无声，又触及灵魂。一次说服不了，下次再来。“话到嘴边留半句”也可以，下次再讲下半句，慢慢引导，久久为功。水滴石穿固然很慢，但要比晴天霹雳、不讲人道、动刀动枪要好。请看那些从爱国变成叛国的知识分子，其中固然是内因起作用，难道与外界的高压没有关系吗？发火是制造敌人的加速器，过火是教育工作的粉碎机。德国有位华人学者关愚谦，因为1957年划他“中右”，“文革”开始又斗他，他见大祸临头，于是便拿着日本友人的护照，骗过中国海关逃出国门。后来，他在德国翻译了六卷鲁迅作品。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又从叛国转化为爱国，成了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回过头来再想一想，当初不斗他，他会叛国吗？再看看1957年划的那些右派分子，平反后有很多成为至诚报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就不难懂得在做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了，不难懂得彬彬有礼的必要了。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目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12］令行禁止是好的，但是如果在思想没真正想通的情况下的“令行禁止”，貌似立竿见影，实则是大轰大嗡，往往留下后遗症。我说你服，我打你通的单向教育，不是高招。政界与学界互动，方能掩映生姿。

（三）多元包容

术业有专攻。知识再渊博的人也只能观察到自然和社会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在观察研究同一个侧面时，又由于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不同，也会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同认识。“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学界’无派，千奇百怪。”中国的地学有五派，天文学界对火星、冥王星、黑洞都有不同看法，人文学科更不用说了，一百个派也不止。科学越发达，越要求细化，细化难免分出很多的学说、学派。学科林立、学派相争，这就是千百年来一部学术史的真实写照。

学说、学派不是一般高的。高超的学说是比较出来的，先进的思想是思维共振振出来的，是观点互补补出来的，是相互辩论辩出来的，有时也是“文斗”斗出来的。“真理是燧石，越打越发光。”比较、共振、互补、辩论、文斗的前提是包容多元，尊重差异，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对于跟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宽厚一点；把学界的氛围营造得宽松一点。不让人发表的人是缺乏自信，要坚信“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要坚信“大树不会因为啄木鸟的叨叨而枯萎”。不让“啄木鸟型”的智者发表不同意见是软弱，是无能，是苟且，还可能是企图“饰”点什么“非”，“讳”点什么“疾”。封李文亮的“人传人”之说，就是典型的讳疾忌医。是人，讲话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如果人家所讲的不符合事实，如果人家所讲的有错误，你可以答辩吧！答辩权是对批评权的平衡机制。有批评就允许反批评，有反批评就允许反反批评。“批评→反批评→反反批评→反反反批评……”这是科学文化发展的逻辑。“交流→交锋→交融”“殊途→同归→再殊途→再同归”是文艺与科学的常态。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商榷、对商榷的商榷、对商榷的商榷再商榷”，应成为学者的家常便饭。商榷不是攻击，批判不是辱骂。我们要以“商榷→对商榷的商榷→对商榷的商榷再商榷→”来代替“整人→整整人→整整整人→”。主流派听不同声音会促使主流严密、完整。个人所持的观点在听取不同声音以后，也会有助于提高那自以为是的、在自己认识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的准确性。在人际、国际上要求同存异，在学术上要求异存同。求异方能出新，无异只会是抱残守缺，原地踏步。有时坚守曾经的“过去式”的先进，也会变成保守。先进无止境。真理的形成是个过程，共识有时是要经历几十年、几百年的筛选、争论方能确定下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槌定音。

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百花齐放”从用于京剧一个剧种，“百家争鸣”从用在《历史研究》一家学术刊物上，逐步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可、欢迎。中共中央遂于1956年把“双百”确定为科学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方针政策是党与政府协调、团结知识分子的交响乐指挥。第一个传达、贯彻“双百方针”的会议是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遗传学会议。在那个会议上，不管是米丘林学派的还是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听了中宣部的传达以后，人人心花怒放，个个雀跃三尺，发言争先恐后。有学者在会上发言达9次之多，有学者在下海游泳时，还在海里聚在一起颂扬“双百”方针。渤海变成了学海。“双百”方针是传播时间最长、传播空间最广的方针。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一言堂是殿堂，是皇宫，是封建。我们要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的是独立思考，言论自由，要的是中华民族共享共用的格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双百”方针是不拘一格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吸铁石，是发挥知识分子才智的高铁车头，是吹拂学术园地繁花似锦的浩荡东风。今天我们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仍要以“双百”方针为指导。畅所欲言，言后更畅，越畅越有研究的主动性，越有一往无前的积极性。前些时候，有些谈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文件、书籍只字不提“双百”方针是否妥当，值得讨论。要知道，世代相传的“百家争鸣”为什么会起于两千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因为战国七雄为了争雄，不得不变革：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齐国有邹忌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赵国有胡服骑射。“政者，正也。”是政治改革带出了学界的百家争鸣，是国君能用这批贤能之士。今天，中国共产党来了个飞跃，把“双百”提升为方针，是继承，更是发展。党的“双百”方针能为知识界营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鼓动知识界敢于挑战常识、挑战权威、挑战“不可能”，敢入无人之境，敢闯未知领域，敢破“未解之谜”，并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严谨的学风，专心致志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

（四）后勤服务

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我愿意当你们的后勤部长。”［13］台下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科学研究是劳动，劳动者需要生产工具，同时也少不了生活资料。真要团结知识分子，拜学者为师，与学者交朋友，就一定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后勤是前线的后盾，是优化环境的支柱。习近平曾经指出：“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要健全工作机制，增强服务意识，加强教育引导，搭建创新平台。”［14］有些人喜欢讲“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没错，用比不用好。殊不知更重要的是聚天下英才而服务之。古人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不能把“用”与“取”搞成拿来主义，必须知道前提条件是“予”。要不辞辛劳地“予”，然后就可以顺利地“取”来。反之，一味地追求“取”，而不敬、不予，要“取”什么是难上难的，有时还会适得其反。重要的是为知识界在工作上创造条件、在生活上关心照顾。

从哪些方面为知识分子做后勤工作？这要从实际出发，要根据知识分子需要。1975年是“文革”后期，胡耀邦任中科院书记。他首先抓的是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和炉子。为什么？因为“文化革命”是“革”文化人的“命”。几乎是所有的文化人都受到摧残，从老房子里搬出去了，工资扣发了，夫妻分居两地了，孩子进不了幼儿园了，还有烧饭没有煤气灶了。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在李昌协助下，不辞劳苦地抓“五子登科”，大得人心。可惜好景不长，“四人帮”大批“右倾翻案风”，把胡耀邦作重点批斗。胡耀邦只领导了科学院120天，却被学界颂为有恩于知识分子的“百日维新”。

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有个主席台罕见的场面，电视里没有播出。坐在主席台正中间的华国锋主席忽然站起来，弯腰走到与他隔好几个座位的主席台边上，与郭沫若老人讲悄悄话。引人猜测：“有什么话要在这个场合讲呢？”会后，郭沫若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友人：华国锋是关心他的身体，问他：“吃得消不？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华国锋把服务工作做到了体贴入微。

今天，随着知识经济的繁荣，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后勤早已不成问题了。在中国基尼系数偏高的严峻形势下，甚至还可以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有一个过于优越的问题。知识产权的出现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历史证明有利于推动创新。但是，一项发明，改头换面拿几项知识产权，奇货可居，善贾而沽，就不好了。应该看到，知识产权有不利于科学普及的另一负面。如何改进？可以列为后勤工作的一项课题来研究。比如在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大爆发的日子里，中国等很多国家医治新冠肺炎的医术，可以说是解决这场战疫的“哥德巴赫猜想”。但是我们在有所发现后，迅速公之于世，无偿奉献给世界各地，大大减少在这场世界战疫中的病死率。假如申报知识产权，那要等到何年何月？会增加多少患者？现在艺术家，腰缠万贯的人不是个别的。对此，要用“两点论”来分析。作为艺术家腰缠万贯在舞台上是难以舞动的。雇用的后勤人员太多，也是麻烦事。不过，有些艺术家热心于慈善事业，是善举，深受欢迎。中青年知识分子待遇不高，迫使他们多做课题，值得称颂。问题是要防止出现办“论文工厂”的现象。人才交流是改革改出的一大成果。曾记否？20世纪80年代，北京有位著名演说家，走到哪里人们就欢迎到哪里。可是，他在深圳演讲，不赞成人才流动，被轰下了台。后来《人民日报》公开讨论，舆论支持了深圳的人才流动观。但在今天要注意另一倾向，不要把人才引进异化为“人才买卖”。古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点艺术夸张。世界百强的寿命并不短，但是认为“学为财死”一点也不过分，世界百强企业家几乎没有著作等身的，尽管他们可以花钱买著作权。一句话，服务要周到，财富讲来路。在“金钱拜物教”蔓延的大环境中，知识分子也要警惕物欲滋长，还是以心无旁骛的精神来治学为好。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知识分子占人口的比例，是衡量国家兴衰的最大的权重指标。为了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知识分子队伍，我们要千方百计营建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的政策环境、社会氛围，从而推动知识分子笑逐“言”开，把才华和能量，尽情地、充分地释放出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223-227.

［ 2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

［ 3 ］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6.

［ 4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8.

［ 5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86-187.

［ 6 ］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 7 ］ ［美］R·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M］.洪洁，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8 ］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8.

［ 9 ］ 孙绍建.检索1978：邓小平首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观念［N］.解放军报，2008-10-08（6） .

［1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6-07-01）［2020-04-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23-429.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3.

［13］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8-09-25）［2020-04-22］.www.news.southcn.com/china/content/2018-09/25/content_183451547.htm.

［14］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3-10-21）［2020-04-23］.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21/c64094-23277634.html. 

编辑：马飞飞

校对：高    凡